目前報章媒體常說的「兩公約」或「兩人權公約」，指的是由聯合國大會於１1966年所通過的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與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》。

至於所謂「兩公約施行法」指的是由臺灣立法院於2009年3月31日審議通過，總統於同年4月22日公布，行政院定於同年12月 10日施行的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》。前者是國際人權條約，後者是台灣立法院為落實執行前者所通過的法律。

條約雖然會對簽署批准的國家產生拘束力，但是不必然會產生國內法律效力，這在國際法上有所謂一元論和二元論的理論，簡單地說，前者認為國際法（包含條約）可以直接在台灣的法律體系內適用；後者則是認為國際法（包含條約）和台灣法是分離的制度，國際法必須透過國內的立法程序將國際法的內容內國法化，如此才能在台灣的法律體系內使用。

台灣究竟是採一元論若是二元論？學界仍有爭議；此外，縱使台灣採一元論，但由於台灣國際地位的問題，條約縱使經過批准，批准書仍無法依兩公約規定完成向聯合國交存的手續，因此台灣的批准是否符合國際法的規定？條約是否仍有國內法效力？等問題亟待處理。

兩公約施行法第2條特地立法明文「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，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」，藉以明確界定兩公約在台灣法律體系中的定位。

此外，兩公約縱然具有國內法律效力，若行政機關不主動積極落實執行，民眾仍無法據以直接請法行政機關的作為或不作為。因此兩公約施行法也以明文方式，要求各級政府機關積極籌劃、推動及執行兩公約規定的事項、費用優先編列、建立人權報告制度、限期完成法令制（訂）定、修正或廢止，以及改進行政措施之等落實執行的要求。

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第41條第1款及《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》第16條第1款均課予締約國必須人權報告的義務。人權報告是類似政府落實執行兩公約的成績單，記載政府做了什麼？有什麼進展？藉以確保兩公約人權保障事項的落實。

然而因為台灣並非聯合國的會員國，所以沒有向聯合國提供人權報告的管道與義務。因此兩公約施行法第6條特別明文，政府應該依兩公約報告的機制，建立人權報告制度，立法說明同時提到，由行政院或其指定之機關統籌辦理人權報告制度之撰擬及相關事項。

同時值得關注的是，台灣人權促進會等40個人民團體所組成的兩公約施行監督聯盟，認為政府應將實踐兩公約的過程透明化，並主張為落實兩公約之執行，應建立獨立於行政體系之外、國家級的、專責所有人權保障的「國家人權委員會」，接受人權侵害案件之申訴與調查、對立法與施政進行人權面向的事前建議及事後監督、人權教育推廣等，方能保證以超然之立場來達成監督兩公約實施的任務。

兩公約所揭示的規定，是目前國際上最重要之人權保障規範；再者從兩公約的締約國數字而論，皆已超過全球國家數（195）及聯合國會員國數（192）的80%以上，可謂早已成為普世遵循之人權規範。台灣自1971年後即無法參加聯合國的活動，如今主動實施兩公約，順應世界人權潮流，提升台灣的人權標準與國際接軌，或許可以藉此促進人權發展，重新融入國際人權體系及拓展國際人權互助合作。

兩公約雖然具有國內法的效力，然而由於公約的內容用語多半是較抽象、較具宣示性的用語，相關權利的主體、內容以及主張的方法或程序，若與國內法可以成為請求權基礎的具體法律條文相比，仍有差距。因此個人若要直接援引兩公約條文主張權利時，除了權利內容究竟為何的問題外，首先要面對的可能就是誰才可以主張？要向誰主張？怎麼主張？等等的問題。

例如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》第15條第1款提到人人有「參加文化生活之權」，但什麼是參加文化生活之權？如果想看表演，但居住的地方因為沒有適合的表演場地導致表演團體甚少造訪，那麼參加文化生活之權是否因此受到影響？居民可否向政府請求蓋表演場地？如果政府拒不理會，可否向法院提起訴訟，請求政府為特定的作為或者為一定的給付？凡此種種都是問題。

因此若在台灣無相關配套法令之前，民眾事實上難以直接援用兩公約的條文作為請求權基礎主張權利，而這也是為何兩公約施行法第8條要求各級政府機關應依兩公約規定的內容，檢討所主管之法令及行政措施，有不符兩公約規定者，應在該法施行後二年內，完成法令之制（訂）定、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。